作者：李侠

　　只有具体政策受众展开的政策评论，才能真正发现相关政策的运行质量。同时，这种做法还有一种好处，即可以最大限度地划定评论主体的边界，否则，就容易出现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有意或无意地误导。

　　阅读各种新闻，经常能发现这样的现象，一项政策刚出台，马上就能获得来自制定机构及其专家的大量好评，而政策的实际运行情况，却往往未必如此。很难猜想这种政策颂歌，能为政策制定质量的真正改善与提高带来什么益处。

　　照理说，任何一项政策后果的完全展现，都有一个很长的滞后期，根据国外政策专家的研究，这个滞后期通常有10年到15年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项重大政策的质量评价，是很复杂的工作。那种第一时间的评论大多是缺乏根基的。一个好的政策评论空间的存在，是需要有成熟的公共领域与完善的市民社会作为基础的，而这些条件我们目前并不够完备，因此，评价一项科技政策质量与后果的任务，只能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实现。换言之，究竟该由谁来评价一项科技政策的质量？

　　一般说来，一个完整的政策测度链条，应该包括如下三个环节：测度主体、测度手段与测度对象。为了保证测度结果的客观与公正，这三个环节涉及的问题是：由谁来测度？采取何种测度手段，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测度对象的外延边界问题。本文只探讨第一个问题。

　　任何政策在出台之前，都宣称公平与公正，这是政策的伦理约束，其次是政策的质量与效率问题，这是政策作为公共物品的价值指标。然而，由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任何政策的出台都存在政策失灵的可能性，一项好的政策可能会极大地推进事物的发展进程，而一项错误的政策不但造成巨大的资源损失，而且其负面效果很难消除。

　　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可能性与风险无形中都加大了，为了有效地避免未来政策执行中出现的“政策失灵”、“政策黑洞”与“政策阴影”效应，保证制定的政策符合伦理要求，则应本着最先切 蛋糕者，必须最后分蛋糕的原则，这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政策初衷不至于从起点处就失真。基于此，为了保证最起码的政策评论质量，政策的评论主体必须是政策的受众，即只有政策受众才能真正提供客观的、有价值的评价意见，以及发现一项政策存在的质量缺陷。

　　切蛋糕的游戏，必须保证政策制定者应主动回避对政策质量的判断，否则，这种评价与测度很容易出现失真现象，危害更大的是，这种负荷利益的政策评价，往往成为制定者的探空气球。常言说：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无法进行真正比赛的，同理，它也无法达到真实政策质量评价的目的，所以，对这种目前流行的政策评价主体，必须采取退出与回避机制。

　　那么，应该由谁来评价一项政策呢？在笔者看来，评价应该由这项政策的主要受众做出。因为只有政策受众，才是最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比如对当下科研体制中流行的数量化考评体制的评价，只有科技共同体才最有发言权。如果让非政策受众的其他行业的人员评价，一则容易出现评价群体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二则由于对政策目标与实施后果的陌生，导致评价本身的质量不高，这样如何能够达到评价一项政策的质量的目的呢？

　　因此，只有具体政策受众展开的政策评论，才能真正发现相关政策的运行质量。同时，这种做法还有一种好处，即可以最大限度地划定评论主体的边界，否则，就容易出现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有意或无意地误导，引发群体无意识地起哄与非理性等现象，出现所谓的“舆论暴力”。再者，政策评论主体边界的扩大是有条件的，换言之，一个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应倾向于采用公共选择的一致同意的模式。

　　然而，我国的现实背景是民主化进程还没有完全实现，公众的科学素养还不够高，达不到完全参与的要求。这就决定了参与政策质量测度的评论主体，最好是该政策的直接受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现政策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政策本身存在先天缺陷，从而达到真正改善政策质量的目的，否则，将出现议而不决的断裂局面。

　　这并不是要限制公众参与政策质量评价的权利，而是说，只有事关民生的政策，才要求广大公众积极参与政策质量的评价，因为广大公众拥有足够的、关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和常识，这种条件决定了公众有权积极参与事关民生的政策质量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很准确。

　　比如对 医疗改革政策的评价，政策制定者的评价结论就缺乏可信性，而广大公众的评价结论，才能揭示出医疗政策中存在的真正问题。还有诸如公众对最近物价连续上涨的CPI指数的评论，这是由于公众对此有充分的经验和常识。相反，对一项远离民生的具体政策，则只有具体的政策受众的评价结论，才能真正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因为，他们是这项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受益者或者受损者。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好的政策质量评价的实现不是依靠人数的多寡，而是靠政策真正受众的理解与积极参与。

　　（作者系中南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

空军资深战略研究员：房地产支撑不起大国崛起

上半年中国的GDP增长11.5%。海外评论，中国即将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各地房价突破九部委的联合围堵，继续疯狂飙升。人们又纷纷评说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关房地产业发展的争论再次趋于白热化，纵观各方论点，大多都停留在经济层面。笔者认为，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攸关国家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

正如决定一辆汽车总体性能的是它的发动机

系统而不是外壳装饰；标志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是它的产业制造能力和技术研发水平。在以前，这标志的是工业化能力；在当代则是信息化程度。10亿条裤子和一架客机的价钱相当，但前者是落后国家后者是先进国家的标志。同理，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来说，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数个百分点，也没有靠新兴产业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更有意义。

那些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是依靠工业化奠定的国力基础，争衡世界才赢得了今天在历史和当代世界的地位，如英、法、德、美。而那些只靠倒卖别国原料或产品，以投机致富的国家，很快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如葡萄牙。西班牙原有着欧洲最广袤的国土，又最早从美洲夺得大批金银，国库充盈。但由于没有建立起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制度，错失工业革命良机，结果也步葡萄牙的后尘昙花一现。近代史上的现代化国家，靠着传统产业革命，从而摆脱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未来的“现代化”国家，将取决于谁能从工业时代真正进入信息时代。

什么才是中国的“支柱产业”

现在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何谓“支柱产业”？顾名思义就是整个工业体系的栋梁，能够支撑、拉动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美国以往的支柱产业是铁路、钢铁、石油、飞机和汽车制造业，现在是航天、信息产业。靠着这些“支柱”，美国现在几乎垄断着全球GPS、军火工业、客机等市场，以暴利支撑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主导地位，全方位打造信息时代的全球帝国；日本是靠汽车、电子、光学和计算机产业奠定世界经济第二的基础，实现了国家复兴。韩国是将船舶制造业列为支柱产业的，以此为基础，现在韩国不仅在汽车、电子还在军工产业方面异军突起，准备争雄世界。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只有凭着传统的制造业和新兴的信息产业，支撑和带动了当代大国现代化发展的故事，尚没有哪个国家凭借“盖房子”把国家带进现代化的神话。这是因为前者不仅带来产品，同时还刺激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形成获取巨大利润和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而房地产业的发展，能带动的相关产业只是煤炭、钢铁、土地的巨大损耗，进一步造成资源、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的支柱产业存在不掌握核心技术，即“空心化”问题，这不仅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将严重危及国家经济、军事和信息的安全。把凡是能直接带来短期利益的产业冠以“支柱”之名，真正的支柱产业反而被忽视。由于支柱产业“空心化”，中国已经为汽车、电器制造业送去了数不清的专利费。中国已经给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送去了上千亿美元。至于中国为军事现代化而购买的外国军备，耗费外汇也很惊人。一边对内竭泽而渔，一边又慷慨地给外国输血。这样的经济运行模式怎么能“可持续发展”？

从战略高度认识房地产业畸形发展的危害

众所周知，出口、投资和消费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调查显示，我国的最终消费率近年持续走低，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消费仍未成为经济循环的起点。人们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用于住房消费，这将对一般消费品有很大的挤出效应。一个人为了一套房子，要把积蓄和未来几十年的收入耗尽，他以后还怎么购买汽车、家电，还怎么用来再教育、投资创业呢？

整体是个体的放大，整个阶层都无力消费工业品和进行投资创业，怎样拉动国家其他制造业的发展？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为中国现代化埋下不少隐患。国家现代化的主体一是政府二是民众，国家缺了资源，人民没了钱，那我们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动力又在哪里？

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危害巨大，还在于腐败的滋生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使和谐社会建设面对巨大的政治难题。中国房地产业已经出现十分明显的寡头现象，囤积居奇、圈地待涨、捂盘惜售比比皆是。一些地产商、地方官员、专家学者和个别媒体专刊构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长此以往，必将造成尖锐的社会对立，埋下不安定的种子。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的教训证明，巨大的资金掌握在少数寡头手里，一遇危机或其他风吹草动，资本将立即外逃，导致金融危机，贻害整个社会。

正是由于房地产业畸形发展的种种弊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不促使中国打压房地产业，还鼓励巨额游资进入中国地产市场火上浇油，经济利益的诱惑之外，阻滞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战略动机也若隐若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信息，上半年进入中国的热钱就达上千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向中国房地产业。中国经济领域的疯狂投机，终于引来更大规模的国际投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外国资本的恶性介入，有可能会使正在走向垄断和失控的房地产业，成为一场全面洗劫中国社会财富的战场。

国家现代化发展要有整体战略设计

国家战略设计应该是有序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到底应该先工业化、信息化还是先城市化？美国二战后房地产业开始大发展。由于采取渔翁战略，美国凭着世界第一的工业体系大发战争财，富得流油。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对其他制造业的资金造成釜底抽薪，还引领了美国的经济繁荣。日本上世纪90年代，也大力发展房地产业，但之前日本已经在汽车、电子、造船等现代产业方面成为世界的佼佼者。

美、日的发展经验表明，房地产业的发展，应该在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之后，即在国家工业化完成之后。国家有充裕的财力，民间有足够的财富，发展房地产业让人民安居乐业，方可实现社会繁荣和稳定。中国现在还远没有完成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和信息化转型，人民也没有实现普遍富裕，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房地产业无疑显得太早，属于“抢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民众靠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加工工业，积累的一点辛苦钱，正常情形下，本应该以此微薄的基础，将此集中用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现代产业的建立发展，既可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同时也为下一步现代化跃进打下基础。新加坡、香港以政府提供廉租房为主的房地产业发展政策，解除了居民的后顾之忧；不久前英国宣布，将建300万套平价房，从而“既能满足民众对拥有住房的渴望，也能保障英国有更好的未来。”这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与实施“以人为本”房产政策之间的关系，很值得认真研究。

    作者：肖擎

　　6月17日，南京“对话中国”高层论坛上，龙永图在谈到中国房地产问题时说，“最主要的症结在于，老百姓没有改变观念，每个人都想买房，其实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他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租房问题，百姓的目标是“有房子住”，而不是总是将注意力一股脑儿扑在“高房价”上。(《中山日报》6月18日)

　　中国目前的现实决定了每个人买房确实行不通，所以龙永图的这番话必为不少人所赞同。不过，笔者仍然觉得龙永图这一次有失偏颇，发表的观点经不起推敲。这不仅表现在他在某些方面能从中国现实出发，有些方面却又无视中国现实；也表现在他把老百姓买房心态中的无奈视为一种执著，将房市最主要的症结归咎于人们的“观念”，显得过于片面；更体现在他拿中国与美国住房国情作比较，忽视二者背后更为复杂的制度差异与社会传统差异。

　　在中国，想买房、想拥有“恒产”的人占多数，作为一种现象，龙永图的确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他显然并没有看到，或者说忽视了中国人这种想法的合理性。我们常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这种为中国所特有的国民心态其实是由我们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在中国，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屋依附有很多东西，户口信息、生活信心、社会评价、危机应付的能力，等等，一个没有自己房产的人和拥有自己房产的人，表现出的状态迥然有别。在中国，人人想买房其实是一种十分正常的预期。

　　除此之外，中国和美国的差别也不能作为反对“每个人都想买房”这一观念的依据。美国三成人买房，六成人租房，实际拥有住房的人并不多，这是龙永图列举的事实，即便这真的是美国国情，我们也应看到，“实际拥有住房的人并不多”从根本上讲源于美国较为成熟的制度基础。相对公平的收入体系、人的权利被尊重、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能为人普遍享受的福利，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美国人心态的宽松，即使是租房居住，仍然可以享受较为完善的国民待遇。而我们呢？收入与房屋价格极端不平衡，人的权利时常被剥夺，社会保障还不完善，重大疾病救助等福利没有为人民普遍享受，房屋承载着极为沉重的人生内容。此种境况下，人民怎么会不想买房？怎么会不想拥有自己的恒产？

　　现今住房格局下，普通老百姓已致弱势，他们无法也无力从制度基础中获得充分保障，唯有耗精泣血，背负艰辛，用一生去追求生活中那些相对稳定的内容。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生活四平八稳，波澜不惊，尽量避免各种风险，正是一种理性选择，只不过这种选择过于悲凉和无奈。不在权利平等、收入公平、打破寡头经营格局等方面为“人人有其屋”消除障碍，却责备人们观念的不先进，既显残忍，更显认识之轻浮。